钟敬文民俗学：在新时代里几乎成为一种“显学”
中国现代意义的民俗学，是本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产物。它是我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民主、科学的迫切要求的产物。过去漫长的近百年中，这种新兴的社会人文科学在曲曲折折地前进着。近2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种思想原则的指引下，我国民俗学更有着振翅腾飞的趋势。在今天，不论在学术界或教育界，中国民俗学都几乎成为一种时代的“显学”。新的时代带来新的希望！在21世纪来临之际，作为一个多年从事这种新学科的工作者，我热切希望它在新时代里有更喜人的发展。一片灌木丛，成长为葱葱郁郁的巨大华林。
王朝闻美术：克服艺术的平庸和肤浅
自然界里犀牛的眼睛，似乎和大象或河马的眼睛相似，不大。流落到外国的中国青铜器“小臣俞犀尊”上的犀牛鼓着眼睛，不小。不消说，这只铜犀牛的头部向后反勾的两只尖角，站立着的姿态在稳重感中见力度，布满全身、错落有致的绿色锈斑，当作一种自然美来观赏，都是经得起反复品味的。这样的形态虽有虚构性，但它体现了后来画论所提出的传神写照的要求，表达了铜器艺术制作设计者对自然犀牛威武神态的真实感受。为了克服艺术的平庸肤浅和以丑为美等坏倾向，为了消除脱离生活的形式主义艺术思维的误导，今天，以优秀的传统艺术所显示的情真意切的审美感受为借鉴，这不是不切实际的理论探索。
张炯文学：革故鼎新是最重要的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就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以“文学革命”为先导，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文学门类、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变革。经历了20年代“革命文学”的提倡，30年代左翼文艺和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40年代人民革命文艺的崛起，到新中国建立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队伍的会师，文学工作者共同构建着新中国的文学。50年来，新中国文学作为“新文学”的延伸，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难，至今已发展成为涵盖各个文学门类的百花齐放的巨大历史存在。回顾百年，思想和艺术的革故鼎新，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化精神，也是它获得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陈播电影：走过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
本世纪初，中国人拍了自己的电影《定军山》，稍后，演文明戏的郑正秋拍了第一部故事片《孤儿救祖记》。30年代初，共产党人夏衍、田汉等进入电影界，领导并积极参与左翼电影文学创作，运用中国文学、戏剧、民间传说的叙事方法与技巧，讲述中国观众容易看懂、喜见乐闻的故事，带动一代电影艺术民族化。新中国摄制了大量故事片、美术片，均以体现民族精神、表现民族风情、创造民族风格而赢得了观众。新时期是中国电影最光辉的时期，其中最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既是追求民族风格又是创新的影片。当我们步入新世纪，面临外国影片挑战时，唯一的出路还是促使电影艺术民族化的继续创新。
吴良镛建筑：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古代建筑成就辉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也留下了非凡的环境理念。20至30年代，外国建筑理念传入中国，中国出现了不朽的杰作，如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等。这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启蒙时代。50年代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大建筑应运而生。当然，与西方建筑、科学、文化相比，还存在封闭和落后的方面。8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以重新认识城市为起点，建筑学也以重新认识当代建筑流派为新起点，开始了新的探索。经济的空前发展推进了城市化进程，中国建筑在尺度、规模、速度上的进步都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无与伦比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落后与差距。
马承源博物馆：促进持久运作能力和开发潜力
中国博物馆事业从成长走向发展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现已初具规模。这是社会进步的文化标志。在这方面世界的形势是，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博物馆事业就越是发展，所建立博物馆的门类也更加丰富。中国发展相当不平衡，对博物馆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模式诸多不同，但是无论什么模式，重要的是要促进博物馆的持久运作能力和新的开发潜力。中国博物馆的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政府对文物保护和社会教育的投入。但是，以中国这样丰厚的世界性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单靠政府资金的投入，从前瞻来看是难以满足需求的。社会也应承担起这个神圣的责任。
郭汉城戏曲：新世纪要加强基本建设
近百年来，中国戏曲是在社会进步的推动下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以前，这种变革是自发性的。近50年来，戏曲工作者自觉地进行了戏曲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就：一，对浩瀚的戏曲遗产进行了集、整理、鉴别、研究、出版、上演；二，作为戏曲现代化重要标志的现代戏，已经在舞台上立定了脚跟；三，戏曲理论建树成绩斐然。在新世纪，为了促进中国戏曲持续发展的能力，还必须加强基本建设，这包括：加强剧目建设，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戏曲理论建设，扶持民间的业余的戏曲活动，使戏曲艺术真正回归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乐黛云比较文化：推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1929年，清华大学特聘英国剑桥大学英文系主任瑞恰慈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程，标志着我国引进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当时清华还有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陈寅恪开设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研究》等课程。1983年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钱钟书主持。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正式成立。如今，比较文学已发展到一个以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为己任的新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将是在文学领域内跨越古今中外以及各门学科的人为界限，以“互相参照”、“互相照亮”为核心，以从“他者”反观自身的“互动认知”为重要方法论，通过文学推进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理解。
乔建中音乐：20世纪是新音乐的时代
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专业音乐的分水岭。此前，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是传统音乐的一片“净土”。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新旧文化、中西文化之间的冲撞、变革、交流、吸收、融合之中，中国音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结果是教育、创作、表演、学术研究诸领域高度专业化和“学院化”。史家称其为“新音乐”。传统音乐有5000年或更长，新音乐只有100年，但却改变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总格局：由世纪初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变为新音乐、传统音乐、外来音乐、通俗音乐乃至现代主义音乐的“五分天下”。在即将踏入新世纪时，在充分肯定新音乐的重要地位及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有所反省，那就是：毫不动摇地承担起保存、保护、弘扬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历史责任。
于平舞蹈：为人生而舞蹈
吴晓邦先生在30年代便倡导了“新舞蹈”运动，他高扬起“为人生而舞蹈”的旗帜，创作并表演了《饥火》、《游击队员之歌》等作品，与“苏区舞蹈”、“延安新秧歌运动”一道，成为新中国舞蹈文化建设的革命传统。新中国的舞蹈艺术家继承了这个传统，创作了《宝莲灯》、《鱼美人》、《小刀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作品，成为中国舞蹈不朽的经典。改革开放以来，舞蹈文化建设再起高潮：中国古典舞剧通过《丝路花雨》、《铜雀伎》、《干将与莫邪》等重建了敦煌舞蹈、汉魏舞蹈、鸟篆舞蹈的语言；中国民族舞剧之花全面绽放，有傣族的《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彝族的《阿诗玛》、藏族的《卓瓦桑姆》、蒙古族的《森吉德玛》、朝鲜族的《春香传》和维吾尔族的《多浪之花》等；芭蕾舞“中国学派”崛起，不仅把《祝福》、《家》及《雷雨》植入芭蕾艺苑，而且通过《二泉映月》再现了民乐经典；中国现代舞剧也运用现代编舞技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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